Wael Hmaidan先生開始演講時談到藉著慈善事業的支持，氣候變化運動如何從2009年的哥本哈根協議演變至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議。在哥本哈根協議之前，Project Catalyst是其中一項最大型的氣候變化慈善項目。該項目假設政府會聆聽業界的聲音，而業界亦會聆聽顧問的意見，因此，項目的計劃是要編寫一份可以影響業界以至最終影響政府策略的報告。然而，在哥本哈根協議之後，慈善家意識到在公民社會之外，不同機構之間亦應有更廣泛合作；而在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之後，我們需要學習套用這種發展至國家層面的合作模式。目前最大的不足是未能影響公眾想法及基礎設施，致使我們未能創建更多關於氣候變化的基層運動。假如未能建立一定的支持基礎，便無法持續發展。這方面現時仍有巨大落差，而慈善界別至今仍未想到應對良策。

張建宇先生說，對於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以至2015年落實興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這項重大決定，慈善事業一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在修改環境法例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而且在氣候變化議程上，中國希望成為推動有關議程的領航人物。然而，內地多個政府機構各自為政，即使立志推行有關措施，相互間缺乏合作也只會妨礙措施的有效執行。此外，慈善界別一直參與發展區塊鏈、感應系統等新技術，而這類投資足以改變政策的實施方法。公共教育和公眾意識是慈善事業有望發揮重大影響的最後一個領域，而在內地，這方面還有很多工夫。最後，張先生詢問：如何與本地慈善事業合作，由保育推展至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全球議程？如何使一帶一路倡議變成綠色倡議？他補充一帶一路倡議的確具有此潛力，因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均會到訪中國，了解中國如何解決許多發展難題。

Paula DiPerna女士講述自己由從事珊瑚礁保育至碳交易市場的經驗，在這過程中，她從製作有關水底的電影轉到大型慈善基金會負責批出捐款，再轉至協助成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她重申氣候變化與生活的各個方面息息相關。有效的慈善捐款能把科學、政策及資金連結起來，因此，我們需要策略性的慈善事業。可是，除了2015年的巴黎協議外，她一生中從未見過三項元素連結在一起。巴黎協議執行一年後，美國退出協議，使大家又重新回到錯配的局面，而這正好是慈善行業連結科學與政策的機會。

陸恭蕙教授提出慈善事業必須鼓勵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輿論，而且非常重要。然後，她問：「有哪些氣候變化的項目或類型有效地引起公眾輿論？」

Hmaidan先生談到，現時無法估量建立公眾輿論及基礎建設的成效，這對慈善事業而言是一大挑戰。他重申，就國際的層面而言，我們曾經取得成功，但如今在國家的層面上，不同的機構正組成多個大聯盟，攜手建立計劃推動社會所需的轉型。這種情況現正在歐洲甚至東南亞地區出現，當中涉及大量合作。在這些國家層面的網絡裡，非國營的企業組織承諾致力減少排放，但他認為展開對話更為重要。

張先生提及中國境內選擇性的合作模式。中國政府就綠化計劃製訂了一套偉大的政策，但並非各個方面都獲得同等重視，該政策側重於綠色製造及綠色消費，後者取得了若干進展，但前者的進展有時候卻較落後。談到工作重心應放在哪裡時，張先生說在中國，必須選擇自己的工作領域。官方文件已說明一切，並給予一切支援，但個人必須選擇其中一個範疇付諸實行。他接著舉出共享單車的個案，並相信這是反映當地創新意念的例子。

DiPerna女士表示，慈善事業透過形形色色的活動來應對不斷改變的環境行為，也許在某程度上令公眾感到混淆。她問假如港鐵只貼出「香港零碳排放2030」的標語，情況又會如何？彭博基金會編製碳排放披露報告，反映各城市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應對工作。當時，報告共有18個城市，而2017年的報告已增至570個城市。目前，要面對的難題是我們應如何處理這些數據及報告。慈善事業應問應該是誰去使用這些數據，以及如何將這些數據發揮最大功用。另一個反映本地創意的例子是，芬蘭一家銀行推出了一張可同時顯示貨品價格及碳成本的信用卡。這正是各機構可如何有策略地運用資訊的最佳例子，也意味著慈善事業應運用所擁有的資產以最具策略性的方式運作。

演講嘉賓被問到，慈善事業未來是否有機會直接與不同學生組織合作而影響對學校的直接資助。DiPerna女士談到慈善事業所面對的重大難題是，為某一項目撥款一千萬元總比為一千家機構各撥款一萬元來得容易。要獲得慈善事業撥款，就必需要集中和統一。張先生談及他曾為一家大學提供意見，當時，那所大學的其中一名學生構思創建應用程式，用以分享各項綠色意念，證明大學向青年人灌輸綠色意念非常重要。

一位與會者問及，西方國家會否反過來從亞洲地區學習到知識，例如在合作方面的經驗。陸恭蕙女士提到，非政府組織有時候難以促使政策和心態出現轉變。亞洲國家的政府普遍擁有號召群眾的能力，是無法用金錢買到的效果。在香港，陸教授曾成功號召船公司參與，答應改用環保燃油，共同為氣候變化問題貢獻力量，但她表示除非所有人均改變過來，否則此舉難以持久。後來，那些船公司向特區政府提議修改法例，最終促使本地及區域政策出現轉變，過程中並未涉及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全是政府、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合作成果。另一項值得借鑒的是關於告訴業界須遵守根據巴黎協議所作的承諾。陸女士談及，首先以政府部門為試點，然後借鑑於此推展至游說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