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el Hmaidan先生开始演讲时谈到借着慈善事业的支持，气候变化运动如何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演变至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在哥本哈根协议之前，Project Catalyst是其中一项最大型的气候变化慈善项目。该项目假设政府会聆听业界的声音，而业界亦会聆听顾问的意见，因此，项目的计划是要编写一份可以影响业界以至最终影响政府策略的报告。然而，在哥本哈根协议之后，慈善家意识到在公民社会之外，不同机构之间亦应有更广泛合作；而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我们需要学习套用这种发展至国家层面的合作模式。目前最大的不足是未能影响公众想法及基础设施，致使我们未能创建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基层运动。假如未能建立一定的支持基础，便无法持续发展。这方面现时仍有巨大落差，而慈善界别至今仍未想到应对良策。

张建宇先生说，对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以至2015年落实兴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这项重大决定，慈善事业一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在修改环境法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气候变化议程上，中国希望成为推动有关议程的领航人物。然而，内地多个政府机构各自为政，即使立志推行有关措施，相互间缺乏合作也只会妨碍措施的有效执行。此外，慈善界别一直参与发展区块链、感应系统等新技术，而这类投资足以改变政策的实施方法。公共教育和公众意识是慈善事业有望发挥重大影响的最后一个领域，而在内地，这方面还有很多工夫。最后，张先生询问：如何与本地慈善事业合作，由保育推展至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议程？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变成绿色倡议？他补充一带一路倡议的确具有此潜力，因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均会到访中国，了解中国如何解决许多发展难题。

Paula DiPerna女士讲述自己由从事珊瑚礁保育至碳交易市场的经验，在这过程中，她从制作有关水底的电影转到大型慈善基金会负责批出捐款，再转至协助成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她重申气候变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有效的慈善捐款能把科学、政策及资金连结起来，因此，我们需要策略性的慈善事业。可是，除了2015年的巴黎协议外，她一生中从未见过三项元素链接在一起。巴黎协议执行一年后，美国退出协议，使大家又重新回到错配的局面，而这正好是慈善行业连结科学与政策的机会。

陆恭蕙教授提出慈善事业必须鼓励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舆论，而且非常重要。然后，她问：「有哪些气候变化的项目或类型有效地引起公众舆论？」

Hmaidan先生谈到，现时无法估量建立公众舆论及基础建设的成效，这对慈善事业而言是一大挑战。他重申，就国际的层面而言，我们曾经取得成功，但如今在国家的层面上，不同的机构正组成多个大联盟，携手建立计划推动社会所需的转型。这种情况现正在欧洲甚至东南亚地区出现，当中涉及大量合作。在这些国家层面的网络里，非国营的企业组织承诺致力减少排放，但他认为展开对话更为重要。

张先生提及中国境内选择性的合作模式。中国政府就绿化计划制订了一套伟大的政策，但并非各个方面都获得同等重视，该政策侧重于绿色制造及绿色消费，后者取得了若干进展，但前者的进展有时候却较落后。谈到工作重心应放在哪里时，张先生说在中国，必须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域。官方文件已说明一切，并给予一切支持，但个人必须选择其中一个范畴付诸实行。他接着举出共享单车的个案，并相信这是反映当地创新意念的例子。

DiPerna女士表示，慈善事业透过形形色色的活动来应对不断改变的环境行为，也许在某程度上令公众感到混淆。她问假如港铁只贴出「香港零碳排放2030」的标语，情况又会如何？彭博基金会编制碳排放披露报告，反映各城市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应对工作。当时，报告共有18个城市，而2017年的报告已增至570个城市。目前，要面对的难题是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及报告。慈善事业应问应该是谁去使用这些数据，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发挥最大功用。另一个反映本地创意的例子是，芬兰一家银行推出了一张可同时显示货品价格及碳成本的信用卡。这正是各机构可如何有策略地运用信息的最佳例子，也意味着慈善事业应运用所拥有的资产以最具策略性的方式运作。

演讲嘉宾被问到，慈善事业未来是否有机会直接与不同学生组织合作而影响对学校的直接资助。DiPerna女士谈到慈善事业所面对的重大难题是，为某一项目拨款一千万元总比为一千家机构各拨款一万元来得容易。要获得慈善事业拨款，就必需要集中和统一。张先生谈及他曾为一家大学提供意见，当时，那所大学的其中一名学生构思创建应用程序，用以分享各项绿色意念，证明大学向青年人灌输绿色意念非常重要。

一位与会者问及，西方国家会否反过来从亚洲地区学习到知识，例如在合作方面的经验。陆恭蕙女士提到，非政府组织有时候难以促使政策和心态出现转变。亚洲国家的政府普遍拥有号召群众的能力，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效果。在香港，陆教授曾成功号召船公司参与，答应改用环保燃油，共同为气候变化问题贡献力量，但她表示除非所有人均改变过来，否则此举难以持久。后来，那些船公司向特区政府提议修改法例，最终促使本地及区域政策出现转变，过程中并未涉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全是政府、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成果。另一项值得借鉴的是关于告诉业界须遵守根据巴黎协议所作的承诺。陆女士谈及，首先以政府部门为试点，然后借鉴于此推展至游说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