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山先生首先介绍了三位演讲嘉宾，并分享了他对企业以不同模式参与社会福利的见解。他还谈到英国和欧洲，规定拥有超过500名员工的公司必需公开其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和支出。他引导嘉宾讨论此规定是否对企业和整个社会有利。

杨敏德女士一开始就质疑企业社会责任为甚么被视为一个单独的范畴，她相信企业社会责任还应该包括员工福利和参与度。有见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她认为如果企业想要把生意做好，就必须将这情感引导到公司层面。

Christine Bader女士同意杨女士的理念，认为慈善应该从家庭出发。虽然很难阐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但人权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界定。因此她认为有需要探讨企业是否应该通过人权的角度，去达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企业应该确保员工、客户或广泛社会没有被剥夺30项基本人权的任何一条。

Roopa Purushothaman女士讲述塔塔集团在印度长达150年的历史及其全球发展的故事。塔塔集团去年捐款2.70亿美元给予小区，在全球雇用了60多万人，关联到9亿人的生活，公司的扩展与印度的发展环环相扣。塔塔集团开创了印度的第一家铁业务、第一家连锁酒店、第一家癌症护理医院等等，这些都是透过开拓新概念得来。

Purushothaman女士认为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的秘诀就是找出小区的核心问题，并致力执行项目而不只仅仅为项目提供资金。塔塔集团的庞大规模和雄心使其能够承担具争议的问题，如种族事项、精神健康的举措和在印度工人徒手清理排泄物的问题。她还谈到2014年印度是第一个立法推行企业捐赠的国家。这一项政策导致了更多的资本涌入，但同时也衍生了企业的法律监察和管治的功能，令企业倾向注重遵守法规多于计划的质量。另外一个问题是已获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得到过于充裕的资源，而规模较小且位置偏远的组织仍然缺乏资源。

演讲嘉宾亦探讨了如何赋予企业员工使用他们的运用能力和精力去回馈社会。他们认为让员工一起参与慈善的方式并不多，例如举办一天义工服务日。但我们必须跳出固有框框，与员工在不同领域共同制定创新的方法和计划。在这过程中，他们同意企业设立一定程度的标准可以有助整合慈善效益和核心的商业运作。观众发言提到在企业里进行人权评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开始，去帮助企业检讨运作时的问题，并为团队打开难以启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