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美琴教授在開始演講時問道：「甚麼是可持續發展？」她強調可持續發展並非愛惜樹木那麼簡單，而其中一個定義是：在毋須犠牲未來世代的權益下滿足現今社會的需要。她解釋說，可持續發展由經濟、社會、環境三項元素組成，並集中探討環境問題，提出我們必須保護天然資源。

伍教授隨後談及對城市的影響，指今後全球大部分城市發展均會集中於亞洲，因此最重要是我們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推行城市化發展。可持續發展目標清楚列明我們對全球發展（特別是城市發展）的渴望，意義重大。她示範如何利用這些目標審視地面建設項目，藉以評估工作表現。談到未來城市，伍女士指我們必須矯正過往的失誤，然而，單靠私營慈善計劃並不足夠。她說我們必須要更大刀闊斧、本著更真切的精神才能撥亂反正。社會發展固然重要，但我們必須時刻謹記絕不能犠牲生態平衡和社會公義。

James Rooney先生概述了需要採取哪些行動才能達至可持續發展目標，並認為必需立定志向並具備實踐方法才能成事，可惜往往無法兩者兼備。他剖析說，美國政府自卡特總統執政以後，討論氣候變化的議程一直時斷時續，能夠遇上政治願景與國際動力並存的時機可謂少之又少。然而他仍感到樂觀，認為私營機構可以付出更多力量。

Chandrika Bahadur女士引述美國一項研究指，經比較美國100個都市區域後發現，其中62個城市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不足一半。聖荷西的實踐進度最為理想，但也只達成了約八成的目標。她向主講嘉賓問道：「據你所知，我們在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進展如何？」

伍教授提及一項關於亞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研究，當中以交通燈為研究重心，藉此顯示亞洲各區在推行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進度。有關研究是讓各城市審視進度的良好工具。她指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城市必須認真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否則問題叢生。事實上，城市可以是問題的根源，也可以是解鈴的一部分。

Rooney先生解說，波士頓在經濟、保健及教育方面成果豐碩。由他掌管的組織一直非常重視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績效指標，甚至會用績效儀表板審視進度。目前，波士頓要面對密封水平上升及社會嚴重不平等的風險。然而，在思考環球績效指標時，也許應細想一下各項本地因素，而波士頓出現嚴重不平等現象，是由於社會上有大量非常富有的人。Rooney先生說現在是城市掘起的時刻，而在短短二十年前，美國的城市還在力挽城市衰落劣勢，集中發展郊區。整體而已，他相信我們現正處於有利位置，能為未來落實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Zofia K. Rybkowski博士說據她觀察，在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德州與香港的公眾意見頗有不同。在香港，由於塵埃及污染問題較明顯易見，因此相關的公眾意識亦較高。相反，在德州很難鼓動學生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因為學生並未親眼目睹污染或水位上升問題，讓他們跟來自其他地方的學生配成小組，的確對情況有些幫助。她論證說，可持續發展議題總是在不斷轉變，某城市在某個阰段可能表現得非常理想，但科技演變或未來變化卻足以使情況逆轉。如今，我們正邁向運用3D立體打印技術興建房屋，這項技術發展雖然令人振奮，但使用混凝土地基並非碳中和的興建方法，如以混凝土房屋代替木建房屋，環境問題將會加劇。

其後，Bahadur女士問各位嘉賓為取得某些可持續發展目標，應否權衡在其他目標上妥協讓步？

伍教授表示不認同讓步的做法，認為環境不能作為交換條件，因此也就無法作妥協讓步。她說新加坡早於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聯邦，當時，新加坡是個細小又窮困的地方。但新加坡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綠化環境、保護水資源。正因空間屬於社會公義的一部分，因此，環境就是社會公義之本，而在新加坡，人人均有權享用公共空間。伍美琴續說，我們必須敢於挑戰發展必定與可持續發展相悖的想法。

Rooney先生表示需謹記，可持續發展目標共有17項，從運作的角度而言的確需要較聚焦於某些目標。其中一項需要學習的是，必須盡可能把權力推向地方層面。他隨後談到一些令美國地方政府難以採取環保措施的政治現實。

Rybkowski博士提到1970年代巴西一名市長。這名市長本身是一位富創意的建築師，他參考地球是個封閉系統因而不存在浪費這點，從中取得靈感，其中一例是他讓貧民區居民以多餘的垃圾，與手上蔬果過多但需要肥料的農民交換。

接著，Bahadur女士將話題轉至慈善事業在協助城市達至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角色。其中一個角色可能是製造公共產物或投資於知識的創造上，另一個角色則是直接提供服務，還有第三種角色是能力建設，而第四種則是召集群眾能力。她問慈善事業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Rooney先生舉出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預防性保健，逐一運用策略來委託進行研究、召集社區力量，並成為州、市甚至聯邦層面的主要倡導者。關於健康、肥胖及營養問題，八成的健康決定因素來自預防，兩成來自護理，但八成的資助金額卻用於護理之上。他們敦促政府關注問題，推動思考方針。

Rybkowski博士提及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為何認為中世紀的大教堂比希臘和羅馬的神廟更好，因為他相信中世紀的大教堂更能展現多位不同藝術家的合作成果。同理，慈善事業亦應建構一張人脈網絡，凝聚一眾曾為城市貢獻力量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