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環節由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Abhijit Banerjee主講，他打破大眾固有觀念，指出國家內財富不均情況並不會因經濟增長而收窄。事實上，數據顯示財富不均情況在1980年代起不但未有改善，而且更開始逆轉，致使我們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不公平時代。他引用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的研究結果，稱「不平等」隨着經濟增長呈「U型」曲線走勢，開初有所下降，然後回升。Banerjee教授提到，目前的不平等問題主要由於資本或利潤不均。根據經濟理論預測，當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增加時，理應可以改善貧困國家財富不均的情況，但事實卻非如此。隨着人們消費水平提高，願意支付更多去追求品質和便利，自然傾向追求品牌，消費逐漸集中在重視品質的企業與店舖，變相令不平等現象加劇。

此情況亦反映政策市場傾向「重資本、輕勞動」，造就支持高薪聘用行政總裁的企業文化。當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問及有關人工智能對不平等的作用和影響時，Banerjee教授指出，人工智能在職埸廣泛應用，或會令到中產階層失業，而這個階層亦不是社會福利制度保障的重點，令不平等情況加劇。同時，氣候變化對貧困國家影響較大，進一步加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帶來的挑戰，在於並無兌現貧困國家會受惠於經濟增長的承諾，相反，大部分經濟利益流向富裕的精英階層，他們擁有結構性優勢，更能受惠於新機遇，令到不平等現象變得更難改變。Banerjee教授舉例指出，儘管美國現仍有一定社經流動性，但流動率只約過去的一半。

Banerjee教授提出一系列解決方案，首先是直接資產轉移（令有需要的人能夠得到更多資源自我幫助）；第二是直接提供他們欠缺的公共服務（例如環境服務）；並改善管治，讓人們更清楚自己應有的權利。而公益慈善事業也可以從三方面提供幫助，由於慈善事業靈活性高，可以推動「創新」；同時可以「倡議」向富裕階層上調稅率；以及「強調」積極參與，而並非只是捐款出資。對於台下觀眾問到慈善事業需要注意的事項時，他提到，公益慈善事業介入時要注意細節，並指出：「例如慈善事業不能只簡單主張改善性別問題，而要清潔闡明透過甚麼方法去改善性別問題。」

至於公益慈善事業的角色，Banerjee教授認為，公益慈善事業要致力發展一個強大、數據為本的系統，以辨識哪些解決方案在哪些環境可行有效，從而支持落實方案。他說：「儘管很多解決方案並不可行，但當成效得以證實之時，我們不應對大規模推廣去應用這些方案用而感到膽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