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专题讨论探讨在已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的居住环境所面临的不同挑战，并特别聚焦讨论香港、新加坡和内地的情况。Dalberg Advisors环球管理合伙人Gaurav Gupta先生强调，住屋不仅是庇护的地方，还对财富创造和储蓄方面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座演讲嘉宾讨论到提供可负担房屋的挑战如何受历史政策所影响。新加坡管理大学秦佩瑾讲座教授经济学教授潘淑莹分享，新加坡通过强而有力的政府措施，控制房屋市场、土地收购以及中央公积金(CPF)，以便能为广泛市民提供住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女士亦反映，香港目前在建造可负担房屋方面存在一定滞后，但透过提供过渡性房屋，并向市民提供「加入房屋市场的途径」，问题已获解决。她解释，若香港有足够的公屋，让轮候公屋的年期降低至3年，住屋的可负担性将得到改善。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规划讲座教授吴缚龙教授分享，内地作为私人住屋市场相对较新的参与者，在发展房地产行业的过程亦曾从这两个城市汲取经验。中国内地深明政府在土地开发和保护农地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允许开发商以竞争方式占用政府土地的土地租用制度有效性。

公益慈善事业可因应不同的房屋政策，而担当不同的角色。潘教授以新加坡为例，指当房屋市场失灵时，公益慈善事业可担当重要角色，缩减市场差距外，亦能令政府作决策时考虑到社区状况。何女士则以香港为例，指公屋兴建多般配备综合社区服务，公益慈善事业可支持有关综合社区中心所提供的社区服务。

最后，吴教授引述中国内地的做法，指内地会利用公益慈善事业支持政府的策略性决定（例如培训城市规划师）。在座三位演讲嘉宾均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公益慈善事业在推动房屋创新方面发挥著作用。